首屆 The Santa Marta Conference 嘗試跳脫 COP 共識困境，以「意願聯盟」形式推動化石燃料退場路線圖。本文解析峰會背後的地緣政治、能源危機與氣候正義爭議，以及各國如何在能源安全與淨零轉型之間重新尋找平衡。當化石燃料體系開始動搖，全球氣候治理也正進入新的權力重組階段。

每年秋天各國代表齊聚聯合國氣候大會（COP），都試圖在全球暖化問題上達成共識。2023 年 COP28 雖首度在協議中提到「轉型脫離化石燃料」，但後續並沒有具體計畫；2025 年 COP30，雖有 80 個國家支持明確退場路線圖，然而也沒有結論、草草收場。從中可以發現 COP 運作機制的根本缺陷，就是所有決議必須達到全體通過──任何一個化石燃料大國，都可以在最後關頭對協議文本翻臉不認帳。

這種挫折積累，也促使各利害關係人開始思考真正的解方。這次聖塔瑪爾塔峰會（The Santa Marta Conference）的構想，正是在 COP30 緊張的最後談判中誕生。由哥倫比亞與荷蘭聯合宣布共同主辦，且刻意排除美國、中國、俄羅斯等不具備「轉型意志」的大國，試圖組建一個「意願聯盟」：不求所有人同意，只求那些真正有心的國家起步。此設計本身就是一種策略性突破，目的在於放棄共識幻想，優先凝聚行動者。

從籌備到開幕，整個過程只用了五個月，被外界形容為「後勤奇蹟」。會議分為四個層次：學術預備會議（400 位全球學者參與）、公民社會人民峰會、原住民族大會以及部長級高層政治會議。此舉刻意讓科學、基層草根聲音與政治決策在同一場域交鋒，而不是把學術研究與政策制定切割在平行時空裡。

Petro 的挑戰：資本主義能轉型嗎？

這場會議最具衝擊性的時刻，來自主辦國哥倫比亞總統 Gustavo Petro 的致詞。Petro 被認為是拉丁美洲左翼政治人物中，少數真正將氣候政策作為核心執政主軸的領導人，任期間已宣布停止新的油氣探勘許可。面對來自 50 多個國家的代表，他沒有選擇曖昧的外交辭令，而是直接對全球資本主義的結構提出質疑。

「化石燃料此等古老能源形式的慣性與權力結構，只會通往死亡。
這種資本主義形式完全可以自我毀滅，並帶走全體人類。
我們必須問的問題是：資本主義是否能真正適應一個不依賴化石燃料的能源模式？」—— Gustavo Petro，2026 年 4 月 28 日

Petro 的邏輯並非單純的環保浪漫主義，而是指向一個具體的政治經濟學困境：當前以化石燃料為基礎的資本積累模式，已深度嵌入全球金融體系、貿易結構和國家財政。他警告如果既有體制無法主動轉型，後果將透過戰爭、威權與政治極端化來強行維持平衡。Petro 同時指出亞馬遜雨林正在消逝，「如果失去雨林，我們將走向不可逆的臨界點」。

其中更值得注意的是，Petro 也對「綠色資本主義」提出批判，認為此為虛假的解決方案，此話一出引發場內分歧。許多參與國本身就是化石燃料生產大國，如加拿大、挪威、奈及利亞、巴西，這些國家的出席暴露了深層的矛盾：一邊宣示轉型意願，一邊仍依賴能源出口收入。而這種矛盾張力，恰恰是整場會議最重要的關鍵。

地緣政治作為加速器：伊朗戰爭與能源危機

聖塔瑪爾塔峰會之所以在 2026 年比任何時候都切中痛點，來自於一個無法忽視的現實──當前的中東衝突，尤其是伊朗戰局對能源供應造成的嚴重衝擊。國際能源署（IEA）署長 Fatih Birol 表示這場戰爭已將化石燃料市場破壞至「無可修復」的地步，油氣供給中斷與隨之而來的價格震盪，將永久性地推動各國轉向更穩定的再生能源。

歐盟氣候特使 Wopke Hoekstra 則以具體數字呈現嚴峻程度：「每一天，歐洲都因為這場戰爭損失五億歐元。早有充分的氣候理由轉型，而現在商業理由和獨立性的理由也已到齊」。此話點出關鍵：過去，能源安全與氣候行動，曾長期被視為互相競爭的政策優先項，而今正在合流。化石燃料的地緣政治脆弱性，反成了加速轉型的理由。

聯合國氣候署長 Simon Stiell 在巴黎的演講中說得更為直接：「那些努力讓世界繼續依賴化石燃料的人，正在無意間超速推進全球再生能源的繁榮」。這讓人感到諷刺的歷史推力，推導出氣候轉型的最大動能，可能不是各國的道德覺醒，而來自於化石燃料體系自我瓦解的後果。

具體成果與突破

本次會議最重要的單一突破，普遍認為是法國的退場路線圖。作為第一個提出完整化石燃料退場時間表的已開發國家，法國訂定煤炭 2027 年退出電網、石油 2045 年退場，天然氣則於 2050 年退場的具體目標。其意義不僅是時間表本身，更在於建立先例：一個已開發國家願意把退出化石燃料的承諾，從模糊的政治宣示轉化為有截止日期的政策文件。

在集體層面，57 個與會國同意制定各自的化石燃料轉型「路線圖框架」，作為後續行動的基礎。這些國家雖佔據全球 GDP 的約一半，卻仍以自願參與為原則，缺乏強制性的執行機制。與此同時，學術預備會議籌建了一個新的科學委員會，目標是快速為各國提供情境特定的政策分析，彌補 COP 體系中科學建議往往落後於談判的缺陷。

下一屆峰會地點的宣布，本身就是一則強烈的政治宣告：吐瓦魯與愛爾蘭聯合宣布共同主辦第二屆會議，地點定在太平洋島國吐瓦魯。被認為將是全球最早因海平面上升而實質消失的國家之一，把談判現場移師到吐瓦魯，可說是刻意為之的見證行動，也是道德壓力的具體空間化展示。

誰的聲音被聽見，誰又被消音？

除了主舞台的歡欣鼓舞，場內外也存在不同的聲音。會場外，哥倫比亞礦工工會成員手持「多開採點石油，少聽 Petro 鬼扯」的標語示威，抗議能源轉型政策對產業就業的衝擊。這點出了化石燃料轉型的代價並非由所有人平均承擔，礦工、石油工人和依賴能源出口的發展中國家，往往是最脆弱的群體，而他們的聲音在高層政治會議中最容易被忽視。

會議內部來自全球南方的代表、原住民族、農民組織和人權專家，對會議的整體方向提出批評。瓜地馬拉副部長 Edwin Castellano 表示，南方國家帶著具體想法和行動方案參與，但北方國家更多是在「互相取暖，而非真正對話和行動」。另一常見批評為會議過度聚焦於宏觀經濟指標和碳排數字，而忽視轉型過程中的公正性問題，減排不能只是改變能源形式，卻同時複製原有的不平等結構。

「把減少排放和化石燃料退場混為一談，是非常危險的」，來自墨西哥的氣候倡議者 Maria Reyes 這番話，正道出了技術官僚思維與氣候正義之間的拉鋸：前者追求體系效率最優化，後者則著眼於根本性的結構重分配。在聖塔瑪爾塔的辯論中，兩種邏輯都找到了自身代表的發言者，卻尚未找出真正的整合路徑。

從聖塔瑪爾塔到吐瓦魯的未來走向

聖塔瑪爾塔峰會建構出平行於 COP 的新論壇，其優勢在於靈活性與行動導向，但同時存在代表性不足與碎片化的風險。美國、中國、印度、沙烏地阿拉伯等主要排放國缺席，代表此「意願聯盟」的決定即使再雄心勃勃，也必然面臨全球影響力不足的限制。如何讓這個框架最終與 COP 機制形成互補而非競爭，是接下來各方必須思考的核心課題。

無論如何，這場峰會扭轉了長久以來的敘事焦點，也就是從「我們是否應該告別化石燃料」，到「我們如何做到」。看似微小的問題框架轉換，背後來自幾十年來的氣候政治博弈。氣候科學家 Johan Rockström 在會場上說：「你們是黑暗隧道中的光。」這個比喻可能過於文青，卻也捕捉了真實──在充滿地緣政治動盪的世界裡，有 57 個國家選擇站在這裡，即為一種聲明。

下一屆的吐瓦魯峰會，將把這種歷史張力提升到更難以迴避的高度。吐瓦魯外長援引南島先民「在沒有任何儀器的情況下橫渡太平洋」的精神，呼籲各國「當我們共同前行，連最大的挑戰也能克服」。從哥倫比亞的加勒比海岸到太平洋最脆弱的珊瑚礁，這場關於人類能源未來的辯論，正緩緩地尋找其定錨點。

資料來源:永續智庫